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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30年得失启迪未来

2008年10月09日06:47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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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为何始自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为何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岗?

  打响改革“第一枪”的小岗,为何没有凭借改革的先发优势再立潮头?

  被认为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农村,“泥腿子”们为何率先闹起了“海选”潮?

  ……

  当我们认真思考、解剖这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时,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教训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启迪着未来的中国改革实践。

  启迪之一:民生为本,是突破桎梏的最强动力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穷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只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为指导,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资借鉴,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曾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两大特征而难以撼动,这就注定了改革开放的艰难。

  回首30年来走过的艰辛历程,中国式改革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是突破两个“一统天下”的过程:一是所有制形式上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二是经济运行上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

  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为何选在了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为何选在了小岗村?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十分关注的历史命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变革最容易从旧体制的薄弱环节获得突破。而小岗村恰恰是“薄弱环节中的最薄弱环节”:前一个薄弱环节是指农村,后一个薄弱环节是指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地方。

  小岗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做法,显然有违以往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但是,当一个地方为了“不饿死人”而做某种尝试时,它是最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与呼应的,因为吃饭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任何条条框框都难以束缚这种探索。可以说,类似吃饭这样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突破种种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的最强动力。

  严格地讲,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民工潮”的涌出,也是观照民生问题的一个角度。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土地再也容纳不了剩余劳动力,农民被城乡二元隔离墙“关在墙内”搞起了乡镇企业;“冲破墙体”进城打工。这两个现象的根源仍是民生问题。在“民工潮”中,因为农民工进城受到了种种“身份岐视”、职业排挤和不公正待遇,又引出了其中深刻的“民权”问题。

  其实,民生所在,正是党心所系,政之所行,因为民生问题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命运休戚相关。古今中外,无数朝代更迭、无数政党兴衰,都在反复证明一个道理:重视民生,则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无视民生,则国覆民反、政息人亡。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饱含深情地讲道: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温家宝总理曾引用郑板桥这两句诗,来表达自己“行事思万民忧乐”的心声。

  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正在加速转化为执政党克服种种困难,突破种种框框,改善民生的各类具体行动。民生问题最薄弱处,正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突进方向。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才有了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新战略布署。

  启迪之二: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诚哉斯言!有人曾对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创造进行了归纳、梳理,认为亿万农民有“十大创造”,而乡镇企业毫无疑问是继“大包干”之后的第二大创造。邓小平称其为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像“大包干”一样,也是在风风雨雨的冲刷与阵痛中诞生的。没有中央的肯定与支持,就不会有乡镇企业的春天。

  众所周知,华西村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招牌村”。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华西村为发展乡镇企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曾经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

  上世纪70年代是个“以粮为纲”的年代。多年的实践,使华西村当家人吴仁宝痛切地感到,单靠搞农业只能维持温饱和简单再生产,农民要真正富起来,过上城里人的好日子,非得发展工业不可。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江南水乡率先办起了一家小五金厂。

  为了保密,他们在工厂四周垒起高高的围墙,挂上厚厚的帘子,对外守口如瓶。就这样,小五金厂在隐姓埋名的十年中,为华西村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农民收入分配的一半来自这个厂。

  在当时的环境下,华西村偷偷摸摸的做法,虽然让他们提前掘到了“第一桶金”,为后来的工业突飞猛进式发展做了一次成功的演习,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开始成为社会共识。吴仁宝认准的这条路才通畅起来,他们把小五金厂的帘子全部拉开,围墙彻底推倒,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到1990年,华西村工农业总产值就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苏第一个亿元村。

  乡镇企业创造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吸引了近两亿的农村劳动力,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巴基斯坦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除了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这些影响遍及全国的“大创造”以外,全国各地适应本地发展需要的各种创造又何止千万。在县域经济实力排名第一、被称作“华夏第一县”的江苏昆山市,改革开放以来,有多个全省乃至全国的“第一”: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全国惟一自费创办的国家级开发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等。

  正是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昆山这个在苏南第一轮大发展中错失发展机遇的地方,借助外向型经济的力量后来居上,名列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榜首。

  农民的首创精神,在每一个改革阶段都生生不息,在每一次改革的“破障”之时都显出它勃勃的生机。在眼下农村,当融资难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瓶颈”时,安徽省近30个县的农民把村民自治模式“横向移植”进经济领域,创办了被称为“穷人银行”的800多个村民互助资金合作组织。这些“穷人银行”由政府财政扶贫资金与村民入股“合资”而成,实行“由村民民主管理、自主决策、共同参与、相互监督”的管理原则,在村民组内部形成一种利益共管机制,全体村民大会每人一票民主推选公道正派、有一定管理能力和责任心的由5至7人组成“互助资金”管理小组,内设的组长、会计、监督员各有明确分工,按程序办事。遇有重大问题,全体村民共同研究解决。这种改革新尝试在安徽农村基层正搞得红红火火。

  启迪之三:上下互动,“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

  提起包产到户的“专利”,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非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莫属,然而最近本刊记者发现:在纪念农村改革开放30年之际,全国一下子冒出来许多地方与小岗村争夺“知识产权”。有山东学者讲,山东一地先于小岗实行了包产到户。对于山东人的“争功”,浙江有人不干了,称浙江台州白水洋镇的皂树村更是先于小岗10年实行了“大包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查阅历史本刊记者方知,他们的话也许并非妄言。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回忆,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20%~30%的生产队实行过包产到户,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获得成功。即使有个别地方像皂树村那样实行了包产到户,但因是偷偷摸摸的局部试验,在全国几乎没有示范意义,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力。

  真正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并把“大包干”模式推向全国的是小岗村,从这个意义讲,小岗并没有浪得“农村改革发源地”虚名,其他地方也用不着忿忿不平。“小岗经验”传遍全国的关键,是它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它得到了关键性人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认可,并力排众议,大力支持。

  对于这段历史,杜润生给予了极为深刻的独到见解:“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60年代与80年代有着重大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用上下互动关系描述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农村税费改革更是“上下合拍、合力而成”的典型。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安徽省太和县“深度试水”的这项改革,虽然效果显著,但给基层政府运转造成的暂时性压力很大,面上铺开时遭遇重重压力。如果不是决策层的痛下决心,这项改革很可能被局限在部分地区,甚至会“胎死腹中”,农民负担过重导致的系列社会问题,会因此项改革半途废去而愈演愈烈。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英雄”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小岗村的成功,就是因为它在恰当时候,得到了“英雄”般力量的鼎力支持。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最终成功,也是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这种互动晚了好几年,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

  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其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对于过去纯而又纯的国有经济,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因此它一出现便“异军突起”。但是,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搞活以及私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其“负盈不负亏”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企业出现了“厂长在一个铁桶,厂长不在一个窟隆”的局面。1997年,有人甚至作出这样的比喻:乡镇企业好比“李闯王”进京,不知江山还能坐多久。

  对于乡镇企业集体办的种种弊端,苏南的基层干部其实最清楚,他们也试图进行改革以突破重围。但是,每当改革涉及到产权制度,就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废,因为有些人要继续扛着“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大旗。

  在曾被列为苏南“五只虎”之一的武进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乡镇1993年对全部乡镇企业作了资产评估,其中106家实行了改制,5家骨干企业未改。到1996年底重新进行资产评估时,前者净资产从改制前的8600万元上升到1.6亿元,翻了近一番,上交税收、规费及利润都增长50%以上;而后者净资产从2000万元下降到1200万元,损失800万元,经济效益指标全面下滑。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几年以后,伴随着思想观念的新一轮大解放,苏南上下才达成共识,形成互动,各地在改制中也开始由抛“骨头”到放骨干,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推进企业改制。张家港先后经历了三次改制,一次比一次深入。到2002年初,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面已达95%左右,其中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和所有制变换的企业也近九成。改制后,企业的兴衰成败都由自己负责,等于引进了“跳楼机制”,企业普遍由原来的“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企业效益也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启迪之四:分散决策,允许多种探索和不同发展模式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对这句喊得震天响的口号简直太熟悉了。在那个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全国只有少数人的大脑在运转,思考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号令全国的发展计划,其他人只要严格执行就行了。这样的体制,是绝不允许出现“另类发展模式”的,一切都在上边的“计划”之中。

  改变和突破,又是出现在“大包干”带来的思想解放中。当支持者与反对者水火不容的时候,中央没有像过去一样,依靠强大的组织、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而是采取允许试验、探索的办法,从默许,到赞赏,再到推广。有人幽默地总结,这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

  正是有了中央的开明态度,才有了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时为新华社记者的吴象根据这句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表述了当时带有某种情绪化乃至火药味的激烈争议。

  在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变局”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就区域间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而言,再没有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那样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苏南模式顺风顺水,成为社会主义农村的一面旗帜,引起全国一轮又一轮“取经热”。而当人们摆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后,温州模式又取代了苏南模式被人们奉为圭臬。

  针锋相对的观点、水火不容的争论,曾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甚至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固化为两种不同的政治符号: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争论归争论,两种模式却始终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他们“大一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反倒是他们自己博采对方之长,弥补自己之短,走上了相互融合之路。如苏州学习温州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经验,使全市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而温州大力学习苏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不断提高本土产业的层次。

  前不久,来自中央一家媒体的记者,联系到苏南采访,他们报道的主题是“新苏南模式”。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想法刚一提出,就被苏南一位领导泼了一盆冷水:苏南现在已经进入“无模式时代”,因为模式意味着僵化、不变,而现在苏南是与时俱进,再不想重蹈用一个模子套住自己手脚的覆辙。

  从改革开放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一统天下,到今天苏南的无模式时代,昭示出了人们在发展理念上的日益成熟。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江苏省近年来崛起了“四小龙”,即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其主要标志是2002年这四个县级市的财政收入同时越过了40亿元大关。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四小龙”虽同处苏南,文化相近,可一旦突破“苏南模式”的束缚,却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江阴不仅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三百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通过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崛起了一批处于全国同行业老大地位的“龙头”。江阴走的是一条通过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和上市融资,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子。

  昆山市走的是一条外向带动、后来居上的发展之路。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带动,昆山迅速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县一跃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宽裕、环境优美的新兴工商城市,成为全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张家港的前身是沙洲县,1962年才由常熟、江阴的部分“下脚料”组合而成。由于历史较短,基础薄弱,被称为“苏南的苏北”。面对周边县市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肯服输的张家港人有了一种寝食难安的危机感。他们“公开叫板、明枪交战”,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追赶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当苏南一些县还热衷于“乡镇企业集体办”时,常熟却较早地走出了“苏南模式”的桎梏,多年来始终坚持富民为本的宗旨,不事张扬、不做表面文章,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这里的百姓成为苏南最为殷实的群体。

  江苏“四小龙”的实践表明,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只能借鉴,不能“克隆”,照抄别人的成功经验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也是30年农村改革中为后人留下的“经验财富”之一。

  启迪之五:破解“三农”难题需跳出“三农”框框

  谈论中国农村的发展,有两个村庄无论如何也难以回避:小岗村和华西村。在地图上,它们小得尽管难觅踪迹,但在中国通往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却是两个带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在历史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

  小岗,一个以“分”出名的村庄“大包干”起源地,被称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中国改革的圣地”;华西,一个以“统”著称、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致富之路的“不倒翁”、“两个文明建设第一村”;一个是地处中西部面临诸多难题和困惑的传统农区,一个是濒临沿海、率先致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两个“第一村”的巨大反差,不仅引起了许多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上阵予以报道,有的媒体甚至给出了诸如《小岗村:为何被发展所弃》的标题,很吸引人们的眼球。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度,把中部地区一个相对落后的村庄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个最为发达村庄作比较,确有强拉硬扯之嫌。再说,农村改革是一场艰难的马拉松比赛,而不是百米冲刺的短跑,起跑早当然不一定最后赢,难怪有评论指出,先跑者为何不是先到者是一个伪命题。

  尽管是伪命题,在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思考两个“第一村”的命运落差,多少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破解“三农”难题需要跳出“三农”外。

  包产到户的实行,不仅释放了小岗村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而且也推广到全国,让全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到1984年,全国农村甚至到处出现卖粮难现象。为了解决卖粮难问题,那时的党委、政府、各大媒体,天天都在喊着叫农民进行粮食转化,与今天强调粮食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从多年来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到一时的低水平粮食过剩,其功劳不能不算在包产到户上,不能不记在小岗村头上。

  在这一点上,全国还没有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能像小岗村的经验那样,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如此巨大、积极而又广泛的深刻影响。华西村确实比小岗村富裕得多,但它的发展路径是难以重复的,即使是华西所在的县级市江阴,华西的经验也难以复制,更遑论全国,人们只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学习华西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并把华西当作一个精美的盆景供人赞赏。凭心而论,小岗经验的含金量要比华西高得多,在这一点上,正如一个老资格的农村问题专家所言,“小岗人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后富抬不起头来。”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解决吃饭问题,毕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步入先进国家行列,还要靠工业化、城市化、产业化、人的现代化,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受区位优势、历史沿革以及人的素质等多方面客观、主观原因影响,小岗落在了华西的后头。在农村改革将近20年的时候,本刊记者曾专门到小岗采访,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小岗好像置身于市场竞争之外,跟外面市场联系较少,它的变化仍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上,它的经济95%仍倚重于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传统的经营方法一直未变,这与华西村形成极大的反差。

  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偶然中有着更多的必然。小岗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小岗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传统农区的问题,小岗只不过是我们用来观察问题的一个窗口,用来说明问题的一个符号。

  好在如今,从上到下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共识正在逐步形成,即发展农业必须发展非农产业,繁荣农村必须加快城镇化步伐,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总而言之是跳出“三农”看“三农”。

  从全国一些传统农区后来居上、超常规发展的成功经验看,关键是加快“四化”,提高“四力”:

  ——加快工业化进程,提高区域产业支撑力。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城市、城镇化;没有城市、城镇化,就不会有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没有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就不会有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是各种要素集聚的过程,工业化的水平,代表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只有工业突破,才能在全面小康建设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区域城镇带动力。城市是农村的“龙头”,工业是农业的“龙头”,市民是农民的“龙头”。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城市来带动,而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关键取决于中心城市的规模及其产业支撑力。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区域农民购买力。对于传统农区而言,“三农”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发展问题。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购买力的现实途径。

  ——加快人的现代化进程,提高区域发展原动力。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些,纵观世界银行排出的世界十大富国,如瑞士、瑞典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他们却是最富的,因为它的教育水平高,科技水平高。反过来说,世界上最贫困的十个国家,自然资源拥有量非常大,但却非常穷,因为教育不发达,科技水平低。因此,人的资源永远都最为宝贵的第一资源,加快人的现代化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启迪之六:适时推动农村基层政治改革

  千百年来,民主对中国农民来说似乎是一种“奢侈品”。当他们日夜为生计奔波、难以果腹的时候,谁会关心民主不民主呢?即使有人超出口腹之外发几句议论,也常常被责之为“吃饱了撑的!”

  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成功让庄稼汉的温饱得到满足后,他们的眼光已掠过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的心思再不仅仅是盘算自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了。如今,在农村,无论是竞选干部,还是评议党员、参与管理,都少不了农民的身影。

  从理论上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已经以户为单位实行了经济自治,这种体制已经具备了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改革——村民自治,也完全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在村民自治中,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村民会议,是村民参与村务的基本组织依托,尤其是是村民议事会,虽然不见于法律条文,但在全国不少地方相当流行。

  村民议事组织大都由村民代表构成。村民代表主要是一些经济能手、政治活动能力强或家庭的长辈。他们代表着农村不同群众的利益,每个代表一般都有10户左右的固定联系户,以便及时反映各户意见。从全国各地的村民议事组织看,主要有以下职能:

  ——决策。凡是党支部、村委会有关村务的重要决定,均要由议事会议决,村干部对此不得随意变更。

  ——监督。代表们要反映村民的各种意见,检查村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情况。

  ——立“法”。凡属村内重要规定如《村规民约》等,均要经议事组织通过。

  ——评议甚至选举村干部。

  ——协办村务。

  村民议决村务,不仅没有引起混乱,反倒使许多难题容易解决了。

  健全财务管理,是村民自治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是全国比较普遍的现象,村干部也因多吃多占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实行村民自治,为农民提供了参与村务管理的正当渠道后,上述问题普遍好转。

  在黑龙江青风县,过去有的村干部一年吃喝费达2万多元,实行村民自治后,这种现象很少看见了,许多村都规定村里开支1000元以上的事都要由村民议事会讨论通过。这个县的民权村过去风气不正,仅1987和1988年两年,村干部就吃喝送礼近7万元,村里欠债34万元。

  在村委会选举中,村民高振富被大家请出来竞选当上村主任后,民主理财,以身作则,仅1989年就还债20多万元。这个村年愈七旬的评议委员会委员、以耿直出名的王义荣对人说:“我们评议,就是不准歪门斜道出现,大伙信任我,我就要搞好监督,除非我死了,这个村的风气才能变回去。”

  除了国家层面在农村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外,地方党委、政府也进行了更为大胆的探索。江苏省的第一人口大县沭阳,于1997年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党支部书记选举的“两票制”,即“群众评议,党员选举”。它的具体操作办法是,候选人由全村老百姓从全村所有的党员中直接海选产生,得票数排在前两位的为正式村支书候选人,此为“第一票”;两名候选人再到村支部去差额选举,此为“第二票”。党史专家称,先由群众投推荐票,后由党员投选举票,如此选拔支部书记的做法在此前中共党史上未有先例。

  在“两票制”下,沭阳乡村那些数十年不倒的“问题干部”终于被选下了台!想当村支书,得先过村民这一关!村民们在“第一票”中拥有了他们此前未曾有过的真实的、先决性的发言权。这些最底层的民众,终于行使了久违的有序政治参与权,并直接感受到这一权力的威力,那些在胸中积郁已久的不满情绪迅速得到释放。

  当“村干部养着乡干部,乡干部护着村干部”已成为不少地方的潜规则时,沭阳的做法自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大帽子”随之而来:一个年龄没有老村支书党龄长的县委书记,竟然要在党章之外另搞一套,他究竟想干什么,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在舆论压力下,沭阳人没有退缩。县委、县政府认为,拨乱反正后,老干部们的政策落实了,但对农民的政策却一直没有真正落实,即还权于民,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农民的主人地位不确立,农村就不可能稳定。

  村民的政治参与,不仅荡涤着农村基层的污泥浊水,而且也出人意料地化解了许多长期以来困扰各级领导的农村难点问题,许多人连呼“四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大批村、组干部“下岗”了,村里反而稳定了。

  村组干部能否得到群众的拥护,是村里能否实现稳定的基础。在以“两票制”选举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中,沭阳县有5045名村组干部被调整、精简了下来,减少了39%,连同编外人员,村干部实际减少了45%。仅此一项,农民每年可减少负担500多万元。据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许步健介绍,由于村民对自己选出的当家人有一种认同感,导致过去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焦点没有了,民心也顺了,群众的上访大幅度减少,绝大部分村实现了稳定。

  二是没想到村干部眼睛“向下”了,上级的任务反而好完成了。

  村干部的“官帽”由过去的上级给,变成了现在的群众选,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村干部由过去的单纯对上负责变成了既对上负责、更要对下负责。村干部眼睛向“下”了,会不会影响上级任务的完成,这是县乡许多领导在改革之初最担心的问题,然而事实却正相反。

  在当时的调查中,本刊记者采访了十多名新当选的村干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过去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乡党委手里,现在是群众掌握我们的命运,群众不选你就当不成。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就得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

  村干部一心想着大家,而大家更支持干部的工作。据统计,1996年之前,沭阳县共拖欠提留统筹1555万元,60多个村多年不交提留统筹、不搞计划生育;而现在,不尽义务的农户大为减少。

  变单纯的对上负责为既对上负责更对下负责,使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行政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化。各村普遍成立了“党员议事会”和“村民代表会”,凡村里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两会”讨论通过后方能实施。在工作方法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多了,强制性手段大大减少了。

  三是没想到乡党委的权力“下放了”,村级组织反而更有凝聚力了。

  作为村级组织直接“上司”的乡党委、政府,长期以来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谁当村干部,总认为自己亲自圈定的人选才可靠。这样做的结果,村干部一个个确实对上听话了,但由于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很难在群众中产生号召力,从而导致一些村级组织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在这次改革中,由于充分尊重群众的选举权利,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渠道,把社会中优秀的分子吸引到村组织领导层中,无形中也把广大群众凝聚到了基层组织周围。在选举中,各村群众都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父亲替儿子、妻子替异地打工丈夫报名参选的事,屡见不鲜。

  村民的参与还进一步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在沭阳,有的村长期处于“家天下”控制之下。民主选举的推行,彻底打破了“家天下”的垄断。在沭阳,小姓的人当选村支部书记的为数不少。在以往缺少群众参与、监督的情况下,财务混乱,几乎成了“上访村”的通病。现在通过群众参与和村务公开,财务混乱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四是没想到乡镇领导用人的“框框”没有了,大批人才反而涌现了。

  长期以来,沭阳许多村干部不仅政治素质不高,文化素质也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样的干部素质为何长期难以改革呢?不少乡级领导过去一个共同的理由是“干部难选,没人愿干”。然而,群众选举出乎他们的意料,一个个尘封的人才被挖了出来。

  在沭阳县,群众选举的村干部超出领导视野的事司空见惯。是什么使干部的眼光与群众的眼光产生那么大的差距呢?刘集乡乡长姜修明说,现在一个乡都几万人,乡干部认识的人再多也不如群众多,对谁当干部合适,了解得再多也不如群众多。而乡里过去之所以不肯放权,主要是“怕”字作怪,怕引起混乱,怕上级的任务不好完成。群众的参与和实践证明,干部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有时已远远落后于群众。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大胆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农村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回首30年来农村改革,全国县、乡一级的各种民主试验可谓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让越来越多人备感欣喜的是,这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引发人们所担心的混乱,反而大都取得了成功,更有甚者已由地方的局部试验变成了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在全国普遍推广执行,如领导干部的任前公示制度。有观察家认为,发轫于经济改革的乡村民主,在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推动下,改变了2000多年来中国乡村的治理方式,它是乡村社会走向和谐的政治保证,它让千百年来的中国农民抛弃暴民或者臣民的极端化思维,必将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包永辉 陈先发)

(责任编辑:李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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